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过程中，检察机关既起主导作用又担负法律监督职责，对检察机关的履职能力提出更高要求。笔者以河南省新乡市检察机关2022年办理认罪认罚案件为样本，分析认罪认罚上诉案件呈现出的特点，并从加强法律监督能力的视角，提出提升认罪认罚案件质效的具体举措。
认罪认罚上诉案件情况及特点
2022年，新乡市检察机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为93.9%，认罪认罚案件上诉率为2.5%，远低于全市刑事案件4.02%的上诉率，取得良好制度适用效果。认罪认罚上诉案件呈现以下几个特点：
一是认罪认罚后恶意上诉现象频发。调研发现，多数被告人认罪认罚后的上诉理由是“量刑过重”，部分被告人为选择服刑场所选择技术性上诉、部分被告人为进一步减轻刑罚选择投机性上诉。这两种上诉理由超过上诉情形的一半。
二是量刑建议准确度影响被告人上诉。认罪认罚案件，量刑建议一审采纳率为99.26%；认罪认罚后又上诉的，量刑建议采纳率为55%。量刑建议采纳率直接影响着被告人的上诉意愿，而量刑建议的采纳率又直接受量刑建议准确度的影响。
三是抗诉成为主要法律监督手段。在抗诉精准化的大背景下，针对认罪认罚后上诉的抗诉率为13.16%，明显高于未上诉案件1.18%的抗诉率。抗诉理由中，基于认罪认罚实体方面占比95%，抗诉成为约束被告人真心认罪认罚的主要手段。
四是认罪认罚上诉后改判率低。认罪认罚后上诉的案件，维持原判76.33%，改判9.4%，发还重审14.26%。认罪认罚后上诉、抗诉的案件，维持原判24.13%，加重刑罚34.48%，发还重审24.14%，无减轻刑罚情形。
认罪认罚中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能力存在的短板
一是身份转变不及时。在办理认罪认罚案件时，有的检察官尚未完成由指控者向协商者的角色转变，个别人还存在“不认罪认罚就要重判”“你上诉我就抗诉”这种想法，不能沉下来有效释法说理。
二是量刑建议不扎实。主要表现在量刑规范化计算本领不高，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能力与法院有差距；量刑尺度把握不准，靠感觉、凭经验现象仍然存在；量刑建议过于粗放，关注主刑多，考虑附加刑少。
三是抗诉质量存瑕疵。表现在抗诉焦点提炼不准、抗诉理由论证简单、抗诉引领成效不明显、存在随被告人撤诉而撤抗的被动现象。抗诉的针对性、有效性、权威性仍需提高。
提升认罪认罚法律监督能力的对策
第一，苦练内功，提升监督能力。结合贯彻落实《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，检察机关主动召开检法座谈会，对常见罪名主刑、附加刑、缓刑适用的量刑标准进行探讨，统一量刑尺度，增进共识。检察官积极参加检法同堂培训，就精准量刑、检法衔接等问题与法官进行研讨交流、统一适用标准。
加强量刑研究，在掌握本院刑事判决的基础上，研究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判决，尤其是当地类似情节的判决，借鉴法院量刑经验，把握法院量刑规律。检察官在办案时要坚持一案一人一表，明确各被告人的量刑规范化计算情节、减轻或加重的幅度、计算过程，尤其对法院建议改变或者不采纳量刑建议的，结合法院判决反推计算过程，弄清存在差距的原因。
第二，横纵结合，统一监督标准。横向上，区分案件情形，明确抗诉标准。甄别真实上诉理由，对于技术性上诉、投机性上诉的要坚决抗诉；对于释法说理不足导致的反悔性上诉，一般不宜抗诉；对减轻情节有争议的，从依法准确办案的角度也不宜进行抗诉；对于一审判决后被告人仍在努力进行赔偿等创造新量刑情节的，从消除犯罪后果的角度，不但不宜抗诉，还应鼓励支持。
纵向上，市级院加大对下指导，实现上下联动。遵循必要、精准原则，对基层院拟提请抗诉的情况，按照五问工作法，即一问认罪认罚基础是否牢固、二问释法说理是否到位、三问量刑建议是否准确、四问上诉原因是否合理、五问抗诉理由是否充分，在五问五答中有效指导基层院提升抗诉案件质效。建立内部提示函机制，将在二审办案中发现一审办案存在的问题以及具体解决办法，以柔性的方式传导到基层，在良性互动中力推认罪认罚工作提质增效。
第三，数字赋能，丰富监督方式。借助大数据赋能检察监督，建立认罪认罚案件数据模型，尽可能多地收录认罪认罚案件实例，通过类型、区域、罪名、量刑等多维度的对比，形成上诉后抗诉的数据库，提供抗诉类案依据，形成统一的抗诉标准。同时，整合检察系统内部认罪认罚上诉后抗诉的案例资源库，一方面，选择法治理念有偏差、案件质量有瑕疵的典型案例，通过抗诉一案，促进解决一个时期存在的执行政策、工作导向等问题；另一方面，整合检察系统内部办理成功的案例资源，依靠大数据促进智慧抗诉，对法院释法说理不足、裁判标准不一等问题在必要时制发检察建议，跟踪督促整改。
第四，凝聚共识，实现监督共赢。在当前检法认识有分歧的情况下，回归案件本身，以开庭前、开庭后、宣判前三个环节为重点，实行检察员与审判员、主任与庭长、检察长与院长的三级沟通机制，充分交流意见、努力达成共识、减少监督阻力。承办人从具体案情、具体行为、具体后果上对被告人行为的恶劣性、应受惩罚性进行全面分析，剖析被告人认罪认罚后又上诉的恶意程度，论证原审量刑的轻重程度。部门负责人以本地区近阶段认罪认罚工作情况为基础，结合个案办理与类案指导、个案效果与制度效果，着重指出抗诉案件的典型意义所在。同时，充分发挥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作用，在强调案情的基础上，讲清楚抗诉的原因、价值及意义，在理念融合中减少检法分歧，助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良性运行。
（作者单位：河南省新乡市人民检察院）
